关复位。

几秒钟后，暖帘掀动，小野寺提着小布包，微微驼着背，带着一丝工作后的倦容，汇入了京都傍晚稀疏的人流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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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，京都大学附近，古本屋「青岚」二楼

“青岚”是一家专卖旧书和文史哲新刊的书店，门面窄小，藏在大学后巷一排老町屋里，顾客多是些教授、学生和怀旧的文人。

此刻店门已挂上“准备中”的木牌，店内灯光调暗，只有二楼临窗的小和室亮着灯。

纸拉门紧闭，隔绝了楼下隐约传来的旧书气味和街道声响。

室内榻榻米上围坐着六个人，空气有些沉闷，混合着劣质茶叶和年轻人身上特有的、略带焦虑的气息。

主持的是法学部二年级的井上健太郎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圆框眼镜，面前摊开一本手写的笔记，眉头微蹙。

其余五人，三男两女，都是京大各学部思想研究会的核心成员。

“首先确认一下，”

井上开口，声音不高但清晰，“今天小泉前辈没能来，他家里临时有些事。”

他顿了顿，没具体说是什么事，但在座几人都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——小泉的父亲在陆军省任职，近来家庭压力很大。

“所以，今天的讨论纪要，会由我整理后，再找机会让他过目。”

一个剃着短发、面容精悍的工学部三年级生中村哼了一声：

“怕是越来越难过目了。我听说特高课最近对我们这类读书会的关照又加强了，上个月晓民会不就因为一本《播种人》被警告了吗？”

《播种人》是当时著名的左翼文艺杂志。

坐在角落、文学部一年级的女生清水雅，一个看起来文静但眼神倔强的女孩，低声道：

“不只是警告。我同高中的前辈在早稻田，他们的小组最近有两人被请去问话了，虽然最后放了回来，但感觉很不好。”

“这就是现状。”

井上冷静地说，指尖点了点笔记本，“所以我们更需要明确我们活动的边界和方式。直接散发传单、组织街头演说，在目前的京都，尤其是帝大周边，风险太高，也容易招致校方和警察的彻底取缔。”

“那难道就像这样，永远只停留在读书和讨论上吗？”

另一个经济学部的男生福田有些激动，“米骚动过去才两年，那些穷苦人的呼声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！

还有国内的工人处境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越来越明显的动作，我们如果只是坐而论道，和那些麻木的良民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福田君，冷静点。”

井上抬手压了压，“没人说只读书。

但行动需要策略，更需要保护我们自己。

思想的传播，有时候像水，渗透比冲刷更持久，也更难被堤坝阻挡。”

他翻开笔记新的一页：

“我提议，下一步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。

第一，深化理论研习。不仅仅是泛泛谈论民主、反战，我们要更系统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、殖民政策批判，以及国际法中的战争责任问题。

这需要我们搜集更专业的书籍和论文，可能有些是禁书，流转要绝对小心。”

“第二，”井上环视众人，“尝试进行更安全的社会观察和记录。

比如，利用假期或课余，以学术研究或社会调查的名义，接触京都本地的中小手工业工场、佃农，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诉求。

不直接鼓动，只是倾听和记录，形成报告。

这些一手资料，本身就是有力的武器，未来可以在更合适的渠道，比如某些同情我们的法学教授帮助下，以学术成果的形式披露，影响力可能比传单更大。”

中村摸着下巴：“社会调查？这倒是可行，听起来也无害。但经费和身份怎么解决？”

“可以尝试申请一些冷门的研究补助，或者以个人兴趣小组的名义进行。”

清水雅轻声建议，“我认识一位社会学部的助理教授，他可能愿意提供一些名义上的指导。”

会议又围绕着具体书目、调查方向和潜在风险讨论了近一个小时。

气氛时而热烈，时而凝重。

他们都知道自己行走在边缘，窗外那片暮色沉沉的京都，既有千年古都的宁静，也藏着新时代愈发严密的罗网。

讨论间隙，福田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

“井上君，你上次提到那个剑道很厉害的中国留学生，叫罗南的？

他后来有再接触吗？

他对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兴趣？”

提到罗南，井上神色动了动，思考了一下才回答：

“罗南君，他是个很特别的人。

剑术确实超群，为人感觉也很沉稳正派。

我和他聊过几次，更多是关于学业和剑道。

他对于日本社会现状，表